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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关于赤字货币化的问题争论颇多，考虑到这个争论的出现又是当下疫情对经济和社会打击最为严重的时期，因此这个问题的讨论必须放在疫情纾困或者救济的背景下，并且回归到财政和央行的社会角色。

01

财政和央行的定位

财政是什么？财政是获得税收收入，分配税收收入的国家机构。税收应该体现效率，也应该体现公平。税收的效率怎么体现？第一，不能扼杀企业和个人的创造力；第二，能够与政府支出匹配，匹配有两层含义，首先可以有一定赤字，赤字是政府支出和收入能力时间错配的一种安排；其次，在适当赤字的前提下应当量入为出，支出的范围和原则是一国政体决定的，如果以计划和市场为经济形态的两极，那么计划特征越明显的经济体支出范围和责任越大，并且支出的范围更贴近人民的生活。由于市场机制本身更微观，所以市场经济的财政更多体现在宏观层面。然而在现实中又很难直接比较，比如总体上全球来看福利较好的国家都是发达国家，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它们的经济达到了较高水平，但是发展中国家，或者在计划条件下能否做得更好？很难回答。财政在不同政体下可能差异很大，除了上面的横向比较，更重要的是纵向比较，横向比较只能简单看财政的功能是否齐全，纵向比较则可以显示一国财政体系的演进，以及在应对特殊情况时的灵活性与有效性。

央行则比较晚近，它是信用货币极大发展的产物，因此可以定义为管理一国信用货币体系及其带来的信用体系风险的技术机构。从时间顺序上有民族国家就有财政，信用货币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产生央行，央行在管理货币体系过程中由于遇到一些挑战才产生了独立性问题。这个时间脉络反映在本文第二部分关于美联储独立性的讨论中。关于央行的独立性，需要考虑它和财政部的关系。中国的财政部更多是财政政策的执行者，甚至在中央主导的项目上是配合的角色，它缺少独立的职责权限，因此中国对应的职权缺少责任主体。与此不同，美国财政部有自己追求的目标，这赋予它在职权范围内很大的自主性，同时也受到监督和问责。中国央行有所谓的“多目标”制，但只见诸一些官员的讲话之中，一定意义上正是因为央行有目标，而财政部在没有目标的情况下更像是一个官僚执行机构，因此央行在运用自己手中的货币政策工具的时候更有据可循，与财政的关系上实际上有“绝对的独立性“，但是美联储的独立性则有更丰富的含义：首先，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都有自己的宗旨和目标，并且还有重叠，因此就涉及两者的配合和各自的独立；其次，央行很容易迫于政客压力，采取更宽松的货币政策，因此独立性意味着要在国家利益和政治利益之间寻求平稳。

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各自的目标是什么？

美国财政部的宗旨是促进美国经济繁荣、确保美国金融安全的执行机构。部门有责任向总统就广泛的经济、金融问题提出建议，鼓励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促进金融机构改善治理。财政部管理和运营对整个国家至关重要的金融基础设施，包括印钞和铸币，征缴税金，为联邦政府筹措必要的债务。美国财政部还与其他联邦机构、外国政府以及国际金融组织一起致力于鼓励全球增长，尽可能提高生活水平，预测并预防经济和金融危机。与此同时，财政部在对外实施经济制裁，识别并打击威胁国家和国民安全的金融支持网络中扮演关键角色。

美联储是依据1913年《联邦储备法案》成立的，旨在提供有弹性的货币（elastic currency），支持商业票据再贴现，建立对美国境内银行的有效监管，及其他目的。由此可以看出，美联储只是负责美国国内货币和金融提体系安全有效运行的职能机构。它广泛运用的货币政策由联储理事会和公开市场委员会执行，目标是保障货币长期增长，信贷总量与经济长期潜在增长匹配，以有效实现最大就业目标，稳定物价。

可以看到，美国财政部有鼓励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宗旨，而美联储则有责任保障与之匹配的货币增长和信贷总量，就此而言，有微弱的财政为主货币为辅的架构，不过对所谓的长期潜在增长，美联储又有主动权。另一方面，美联储还有维护物价稳定的职责，这可能和短期经济增长存在偏离，同时合理长期利率可能与长期增长预期匹配，但与短期经济增长不匹配。尽管美联储一直追求独立性，但是从历史看，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的配合情况是十分良好的，在政府部门加杠杆的时候，都尽量保持了长期利率的下行，即使美债进入长期低利率区间，这种趋势表现得也比较清楚（见图1）。

数据来源：WIND

中国的财政与货币实际上基本没有配合，政府通过基建拉动经济，央行配合扩张的货币需求，通过调整准备金账户，同时抑制通胀的冲动，提高利率，导致财政在扩张中不仅承担当期的支出压力，还包括未来期限的高企的偿债成本。这有两方面的原因：（1）在过去20年中，中国的发展可以说是由高杠杆支撑的，意味着我们是以资产价格预期而不是按盈利能力进行融资，只要市场预期未来的杠杆率还能上升，资产价格有保障，那么这种高成本融资就可以持续，但是这种财政扩张时央行提高利率的关系从2018年开始有一些改变，自中美贸易摩擦开始央行和财政都实施了扩张性政策，以应对外来冲击；（2）银行的风险偏好受整体经济发展模式的影响即由资产增速决定，只有在利率上升阶段，资产增速提高，银行的风险偏好才释放出来；利率下行时银行的负债成本下降速度远远慢于资产价格下行的速度，因此利率下行时银行反而惜贷，主要原因就是资产质量恶化，整体的贷款能力收缩；（3）中国央行对金融风险的管理体现了配合政府短期经济增长目标的角色，它并不是以纪律约束银行，而是管理资产泡沫和资产暴跌的周期容忍度和打击银行风险承担，因此央行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中国经济的金融短周期。

数据来源：WIND

未来中国央行和财政部的配合有没有可能更密切？这依赖于中国增长模式的转变和财政在经济增长中角色的转变，财政如果能更关注长期增长的目标，通过转移支付提升人口长期竞争力和全要素生产率，央行的货币政策则可以脱离更多的短期经济周期调节，配合财政以更低的成本融资。而当前中央行的多目标，承担很多主动干预经济的任务，配合财政并不是其重中之重的目标。

02

央行的独立性

谈论央行的独立性时，我们可能主要还是指美、欧为代表的央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但是它具体指什么？和我们观念中的绝对独立是否一致？在实践中独立性是怎么实现的？又是怎么运行的？我们以美国为例，来看一下美联储是怎么样在长期的货币政策实践中获得独立性，又是如何践行独立性的？

美联储依据1913年《联邦储备法案》成立，确立了“真实票据理论“和金本位原则。美联储可以购买政府债券，但是仅限于持有的黄金储蓄与短期商业票据，这实际上限制了美联储可以货币化的债务规模。其间，美联储曾两次偏离“实际票据原则”，一次是一战，当时黄金储备充足，另一次是20世纪20年代，旨在确保美联储持有的黄金和商业票据的安全。

美国货币政策的重要转折就是大萧条时期，这一时期美国放松了金本位，开启了政府债务货币化的新选择，改变了联储体系的结构，诞生了一种新的政策理想，即置疑私有经济的稳定性与支持政府管理总需求。相应地，美联储相对于财政部权力弱化，财政部拥有了决定政策方向的权力，以及新的债务货币化工具，导致了货币政策天然的通胀倾向，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1951年的《财政-联储协议》（Treasury-Federal Reserve Accord）。大萧条年代的机制调整有一系列标志性事件：1932年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 Act），它允许美联储使用政府债券支持其货币发行；1933年终止了国际金本位，信用货币不再与黄金挂钩；1933年《农业调整法案》（Agricultural Adjustment Act）的托马斯修正案（Thomas amendment）允许美联储调整商业银行的准备金要求；1934年《黄金储备法案》（Gold Reserve Act）授权总统确定黄金美元比价，设立财政交易稳定基金；1935年《银行法案（Banking Act）显著改变了美联储的结构并扩大了美联储调整准备金要求的权力。

1935年《银行法案》对联储进行的机构改革中，赋予美联储理事会对公开市场操作和贴现率更实质的控制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包括7名美联储理事和12家储备银行中的5位主席，理事会成员由总统任命，但也同时削弱总统的影响力，通过取消由总统任命的财政部长和通货审计作为FOMC当然成员的资格。这一改革被认为可以保证货币政策的专业性和纯粹从国家利益出发。

20世纪四五十年代，政治氛围的变化促成了1946年《就业法案》（Employment Act）对于美联储的独立性及其与政府部门和国会的关系也产生了持久的影响。财政的干预反映了债务管理人以最低利率融资的传统利益，二战后的很多年，所有发达国家政府都以保持就业、平滑经济波动和防止大萧条重现为己任。随着人们对货币政策对维护经济稳定的作用有了更深入的理解，美联储受到的压力更大，国会对货币政策的听证更频繁，美联储主席也被迫参加与总统、财政部长及其他高官的讨论，起初美联储主席马丁（William McChesney Martin）应对质询，试图把美联储的角色定位在信息提供和经济预测上，他听取政府部门和国会的担心，同时给予安慰，并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为了避免引起大众关注，20世纪50年代后期听证开始变为定期举行。对货币政策更多的政治诉求让美联储开始寻求国会和公众的外部支持，受监管的银行和金融机构成为主要支持力量，尤其在1956年通过了《银行公司控股法案》（Bank Holding Company Act），授权美联储理事会批准成立新银行的权力。这一阶段出现的几个变化可以概括为：稳定性货币政策的重要性增加，对美联储的角色认识越来越深入，美联储及其主席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尤其是在大选年，其独立性也因此受到侵蚀。

在《就业法案》通过初期，美联储并没有把它的货币操作与法案要求的就业以及价格目标联系在一起。虽然这一时期处于低增长和高失业状态，通胀则较高，形成了首次在和平年代持续的价格上涨，当时人们把低增长和贸易失衡归结于通胀，因此美联储就很自然地成为被问责的对象。这时的利率曲线也陡峭化，意味着人们预期未来有更高的通胀。通胀上行也引发了人们思考货币政策的操作程序和政策目标，美联储从过去相对被动的由成员银行借款和私营部门自行决策决定货币增速进而决定通胀的模式，转向更积极地盯住经济周期和实现《就业法案》的目标，以应对来自公众和政府的压力。

当时的美联储主席马丁，曾于1949—1951年担任财政部副部长，并协助沟通拟定了1951年3月的《财政-联储协议》，正是这一协议授予美联储对货币政策的控制权，并结束了它以固定利率货币化财政债务的义务。法案通过后一个月，时任总统杜鲁门即任命马丁为美联储主席。马丁1956年对国会描绘了美联储的作用，一句很有名的话是 “顶着通缩和通胀的逆风，不管它们是向哪里吹”。马丁认为央行的独立性体现在“政府机构间独立，而非独立于政府”，他还是认为央行应当协助财政融资，也就是说央行和财政的目标是一致的，1951年的《财政-联储协议》并没有免除美联储的这一义务，而是把美联储从政府发行债务的从属地位解放出来，与财政并列，预算和赤字仍有国会投票决定。美联储的做法就是为新融资需求或财政部以当时市场利率再融资提供稳定并足够的准备金。结果，整个50年代，由于美联储保持了相对的独立性和稳定性，货币增长较为适度，通胀也保持在较低水平。但是到60年代，尤其是1965后之后，持续的财政赤字成为常态，尽管马丁不喜欢通胀，但仍然支持赤字并增加了货币供给，结果是持续的高通胀。

美联储政策倾向的转变际上受到了当时政治大环境的影响，1952年艾森豪威尔带领共和党入驻白宫，竞选时即承诺停止朝鲜战争，1953年6月停战，国防支出大大下降，艾森豪威尔还极力主张削减赤字，他认为政府应该制定规则，提供“更合适的条件以利于私营部门的创造力和努力”。他还力排众议，将赤字削减提到更优先的地位，因此延长了战时税收，他主政后很快取消了朝鲜战争时实施的价格管制，关停了大萧条的遗产——重建金融公司（ Reconstruction Finance Corporation），只保留了以满足小企业借贷为主的小企业管理局（Smal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马丁嗅到了新政府给他的机会，他认为这正是区分货币管理和债务管理的好时机，在《财政-联储协议》通过后与财政部合作的一年里，马丁开始意识到，如果美联储继续就债务管理问题为财政提供建议，那就很难独立出来。于是，他任命了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中的三人委员会，为操作程序改革提供建议。主要的变革方向是在美联储的指令中淡化它在长期利率市场中的积极作用，比如把“维持政府债券市场正常有序”变为“纠正无序的状态”，同时重申了主要通过贴现市场发挥货币政策作用的立场，贴现利率可以“限制信贷扩张，给银行施加压力，让银行对贴现利率变化更为敏感”。当时美联储对执行货币政策的账户经理的控制力不足，因此，美联储有一条建议就是把操作联储账户的经理归为美联储雇员，同时给予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独立的预算和人事权。

1953年3月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一致决定：（1）联储操作账户应当只针对短端（“Bills only”）；（2）买卖证券只为货币政策目标和信贷政策，而不为达到某种收益率或价格；（3）在财政融资期间，美联储不会购买接近到期债券，待发债券或者可比期限的债券。这一决定标志《财政-联储协议》通过两年后的过渡期结束，美联储的独立性有所强化。

此时的美联储在马丁的领导下不注重理论，而重实际操作，在争取美联储独立性的时候，也没有把失去独立性与作为财政的融资机构容易造成通胀关联起来，因此当“bills only”原则下利率不断攀升时，国会中的反对力量逐渐积累，为此美联储成立了特别委员会研究"bills only"是否让美联储恰当地履行了职责，虽然人们对一些优点有共识，但是仍然不得不面对大量债务存量和不断增长并频繁再融资的现实，最后一致认同在符合美联储目标的前提下有责任协助财政。

在放弃了“bills only”的策略后，美联储开始转向新的“流动性对冲策略”（even keel），这一策略的定义可以在几个地方找到，1959年马丁在国会听证会上说“在财政部债务融资之前和之后的一段时间.......联储没有采取.......公开操作。采用‘流动性对冲策略’有助于改变货币条件,从而防止干预财政部融资。并且它创造了有利的市场条件帮助新的国债发行定价”。1967年纽约第一国民城市银行（First National City Bank of New York）在发表的文章中指出：“流动性对冲策略”假定发行国债会推高市场利率，除非由美联储购买对冲，或者释放准备金的其他操作。“流动性对冲”起到临时的承销作用——银行准备金货币扩张以吸收新发债券，以达到对市场利率造成最小干扰。

1961—1979年政策联动，重点回归避免衰退，频繁的财政发债实质上限制了美联储的独立性。直到1979年开始的去通胀，美联储才重新赢得了独立性，并一直保持了到世纪末。格林斯潘1989年在国会小组会上作证时，将独立性描述为一种可以让中央银行“避免短期通胀倾向，而这可能是政治的内生结果”的必要性。独立性从来不是绝对的，存在两个原则，在美国这是正式的限制。首先，美联储是国会的下设机构。宪法赋予国会铸币并基于此管理其价值的权力。所以原则上，国会可以撤销或者限制美联储的行动；20世纪70年代的特定时期还切实讨论过这些限制，国会要求美联储上报其操作和计划。其次，财政部负责国际经济政策决策，它可以采取固定汇率，并要求美联储干预外汇市场，调整利率和货币增速以保持和汇率目标一致。

当然，这些变革被认为是大萧条的“遗产”，因为当时的经济思维把金融市场看作是天然不稳定的，政府干预是需要的，但这种思想的转变可能直接导致了20世纪60年代与70年代的高通胀，直到80年代才转向“去通胀”，事实证明避免通胀的成本比“去通胀”的成本要高很多，因此美联储有必要通过独立性培养其货币政策的可信度。90年代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开始把价格稳定作为短期重要目标，同时宏观经济政策开始思考一些“长期”的问题，包括长期控制赤字和赤字货币化的信誉。

不过，20世纪80年代的特定时期，财政就有意设定汇率目标，但彼时的美联储独立于这些干涉。非正式的干涉各种各样，国会和政府官员都曾要求美联储采取他们偏好的政策。1968年和1982年美联储顶住了压力，但是1991年布什政府加税后，美联储选择了降低利率以刺激经济。

我们总结的美联储“独立史”是一部鲜活的历史，它不仅仅回顾了争取独立的艰难过程，也讲述了不得不在国家利益和经济发展面前妥协，实际中的“独立”就是美联储在实现其目标的过程中，不断倾听外界的声音，又坚持其专业判断的复杂动态过程。

无论货币层面还是政治当局都没有形成关于央行独立性的定义，所谓“政府内部的独立”，不过是承认独立性并非绝对，而是在政府赋予的权限范围内的实用说法。而这些权限范围本身是变化的，福特、卡特和小布什时期，美联储的独立性更强，主要体现在抗通胀的紧缩性政策，比起林登·约翰逊和尼克松更直接的干涉，艾森豪威尔、里根和克林顿相对柔和一些。

03

赤字货币化、MMT与纾困

赤字货币化争论一起，很多人就提出首先要明确货币化的具体含义。实际上货币化既有定义也没有定义。没有定义的原因是当你把任何货币操作定义为货币化后，央行的市场操作就变得十分尴尬，并且它很自然又会与央行的独立性问题相关联，这就会使央行的货币政策受到诸多掣肘。另一方面，货币化虽然没有明确，但实际上从央行要保证财政顺利发行债券的角度，央行的所有操作都是货币化，从上面对美联储争取独立性的历史回顾可以看出，无论是央行直接（美联储仍然从市场上买卖短期债券）从市场上购买债券（一级市场还是二级市场），或者通过调节准备金和货币供给，增加市场需求，最终都会增加市场货币供给，因此本质上就是货币化。

现代货币理论（MMT）之所以也卷入这场争论有两个原因：首先，它讨论了一种货币政策，这种货币政策是由财政主导的，此时的央行完全没有了独立性。当人们谈论赤字货币化时，主要是突显央行的从属地位，因此也回到独立性问题。其次，MMT实际上回到了货币政策的本质，财政和央行都是政府的经济机构，央行的独立性从经济含义上是一种抑制通胀的偏好，而财政政策是扩张性的，有通胀倾向，因此相对独立的货币政策就是尽可能不改变经济预期，MMT的主张和它的批评者不同，它恰恰认为，财政主导货币政策，在相同的财政条件约束下，并不天然有通胀的冲动，且能最优化政府债务成本。最后，MMT的主张始自华尔街交易员Warren Mosler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一些概念。1993年他的一篇论文提出了“软通货经济学”概念，并找到了一些追随者，一直受到主流经济学界的批评，但是对MMT批评最致命的就是它无法限制政府无限发行货币，可能导致严重通胀的弊端。但是，当前的现实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西方国家经过几轮量化宽松，利率不断创新低，不少国家的政策利率跌到零以下，但并没有看到通胀，虽然其中有很多解释，比如劳动力结构问题，统计问题，但确实为MMT倡导的货币操作创新提供了很好的经济环境。

抗疫时期的这场大讨论不仅仅是学术讨论，我们可以看到疫情暴发后，大部分国家都推出了规模巨大的财政支出计划，使得政府支出占GDP比重急剧攀升。一些国家的救助并没有采取直接发放现金的方式，而是通过政府担保发放贷款，由此形成的补贴只能估算。中国在抗疫方面的直接支出在GDP的占比在几个重要的经济体中比重较小（到目前为止）。更大的差别是，大多数国家在抗疫纾困方面有几个显著的特色：（1）明确是财政支出，这彰显了财政在一个国家体系中的作用，除了负担和平时期的政府开支、经济政策、社会救济和战争时期的战争开支，还包括这样特殊的灾难性社会事件的意外支出；（2）财政支出的方向和金额都明确列示，基本上财政都投向了抗疫医护支出、对家庭和企业的现金补助、对企业的贷款便利与担保；（3）大力度的财政支出体现了保障民生为首要考虑，疫情发生期间政府同时要求民众居家隔离，大量的商业活动停止，因此有必要直接补贴民生。补贴的时长并不仅限于隔离期间，因为经济受到疫情重创，一定有大量从业人员的收入受到影响，甚至失业，政府的大力补助实际上将杠杆转移到政府，而不是让家庭和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受损，或者对银行的资产负债表造成致命打击；（4）大力度对企业进行补贴，这体现了对疫情复杂性的合理估计，如果只以贷款方式让企业自行续命，疫情久拖不决或者有所反复，都会导致企业的投资会变得十分谨慎，这可能更长时间地影响企业投资。

中国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抗疫路线，一方面是严格的社会隔离政策，另一方面则小幅度地补贴企业，地方政府更小幅度地以消费券方式鼓励消费，那些生计受影响不大的人未必能得到了实际帮助。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过去经济趋冷时的做法一样，以加大政府支出，通过基建投资稳定经济。这种做法有几个问题：（1）政府的主动支出本身都有资源分配的作用，进而形成财富分配的效果，新冠肺炎影响打击大的行业恰恰无法获得财政救助，这不仅仅是社会公平的问题，大搞基建可能拉动投资，一部分人获得就业，但是创造的需求有限，还有大部分家庭收入受到影响，可能进一步打击消费倾向，无法解决需求不足的问题；（2）政府支出的挤出效应更强，广大的私营经济和家庭资产负债表可能是受疫情影响最大的领域，没有政府的就助，银行对他们的贷款偏好变得更谨慎，这样私营部门可获得的贷款进一步收缩，而大量的贷款则在能够进行资产价格正循环的领域积压，又造成资产价格泡沫，金融系统的不稳定性加剧。

国内也有一种声音认为不稳经济，无法稳就业，更无从保证民生。我们用亿元固定资产投资拉动新增就业表示投资拉动就业的效率，近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稳步下降，拉动新增就业增速逐步收窄，2019年的时候已经基本稳定，但是2020年我们重新大搞基建后，随着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回升，效率重新恶化。

不仅仅是投资，我们还可以算社会消费品零售拉动就业的情况，存在类似的负相关关系。这可能代表着人均收入虽然在增长，但是收入结构越来越畸形，消费能力强的中等收入群体没有扩充，也就是说经济的产业结构、收入分配都存在着急待改进的地方。基建这样重资本的产业一方面吸收了大量的社会资源，另一方面由于基建行业是资本和大量低端劳动力的初次分配，加剧了社会分配的失衡。而我们每一次通过政府支出拉动经济的时候，结构就进一步恶化。

这种呼声实际上一直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每一次经济出现疲态的时候，都有呼吁政府加大投资的声音，体现了中国经济治理模式还停留在重工业时代。中国现在的基建投资立项与审批都在发改委，国家要拉动经济，就放行一些项目，需要政府投资的，就由财政负责支出，财政的作用相当于“出纳”，项目的评价主体缺失，支出和权责不对等。广泛实施的一些产业政策，也存在同样的情况，产业政策推出由对口部委，财政的预决算只是数字排查，然而，效果评估与持续跟踪才是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的关键。

这一次赤字货币化还有一个争论就是对财政纪律的担心，实际上财政纪律不仅仅是赤字率能不能突破的问题，中国的预算内赤字率一直在3%左右，但实际的广义赤字远远大于这个数字。同时更应当纳入到提升政府现代治理能力的是财政投入的审计评价，大部分转移支付只需要简单的审计，针对财政承担的拉动经济的项目投入（包括中央和地方，以及预算内和“地方城投”这样的广义财政），则需要做长期的综合跟踪评估，只有客观的评估比较才能看出哪些是政府擅长的支出，哪些是市场擅长的支出，才能对政府的边界有更实际的认识。最后，财政在特殊情况下都有保障民生的责任，所以针对这次疫情，中国采取的是大搞基建稳经济保民生的路线，但是如果共识是应当更大力度地支持补贴家庭和中小企业，那么财政应当当机立断扩大财政赤字。

在这一前提下，是否应该赤字货币化？经过上面的讨论，这个问题的答案已经很清楚，它取决于我们是否认为一部分低收入群体的生存受到威胁，大面积失业是否会出现，进一步损害中下收入阶层的资产负债表并影响他们的长期消费能力。我们缺失的是一个为民生负责的具体职能部门，比如这个时候财政部如果有明确追求的民生目标，就应该向人大提案，并为此负责。这种缺失导致我们没有一个因不作为而受到问责的主体。如果从长期经济发展的角度确认应该大力提高政府赤字，比如以特别追加预算的方式，那么央行应该在政府已经处于高债务的阶段降低利率配合举债。

作者为太平洋集团资产管理部高级宏观分析师

转载自“比较”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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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智库视点｜财政、货币、央行独立性与救疫》